《共和国的钢铁岁月》一书通过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石启荣的访谈，揭示了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现了钢铁工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为钢铁工业的历史传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正能量。本书20余万字，由在石启荣身边工作的们历经十多年收集整理而成，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对了解共和国火红的钢铁年代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对钢铁工业未来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石启荣满腔热情地关注过和以智慧经验无私投入传授过的钢铁企业很多，但“躬耕”这个词只能适用于邯钢。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邯钢是他走出“五七干校”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担任厂领导达5年之久的钢铁企业。

  他于1973年10月至1978年9月在邯钢工作，于1974年4月起任邯钢革委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分管技术、设备及生产建设等，为当时邯钢的生产经营步入正轨作出了贡献。1977年曾被评为邯郸市“科技模范工作者”。

  石启荣既是邯钢的老领导之一，又是谋划和指导邯钢现代化进程的“高参”和“总设计师”，五十多年来为邯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启荣认为，邯钢具备做大做强的基础条件和优势。他对邯钢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鼎力支持邯钢发展壮大。20世纪70年代末离开邯钢以后，无论是在原国家计委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担任领导职务还是作为顾问期间，他时刻都在关注和谋划邯钢的发展。90年代后期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到邯钢一两次，看望老、看现场、给邯钢干部职员做报告、和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为邯钢建设、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出谋划策。邯钢干部职员更是一直将他视为老领导和自家人，他们尊敬他、爱戴他，很多事情都愿意和他讲，遇上问题随时向他请教，是他办公室的常客。在邯钢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和抉择时刻，石启荣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利用智慧独辟蹊径地解决了许多难题，促进了邯钢现代化发展，推动邯钢实现从地方小钢铁厂到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巨变。例如，20世纪80年代建设1260m³高炉，奠定邯钢成为大型钢铁企业的坚实基础；90年代建设转炉配套的CSP（CompactStripProduction，紧凑式热带生产线，由德国SMS西马克公司开发）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是全世界首创应用转炉炼钢配套CSP短流程，使邯钢跨入板材生产企业行列；“十一五”期间抓住机遇建设年产500万t精品板材的新区，使邯钢成为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建设1260m³高炉、CSP薄板坯连铸连轧、500万t精品板材新区，其实就是邯钢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战役。同时，促进宝钢与邯钢联合建设新区项目。现在看，这些重大决策都经历了实践检验，是完全正确的。

  在邯钢人心目中，石启荣是对邯钢现代化发展贡献最大的老领导。以原邯钢总厂副厂长王达斌为代表的一批老提出，“没有石启荣，就没有邯钢今天高水平的现代化”。

  本篇依时间脉络，将石启荣为邯钢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情况梳理如下，一是便于大家全方面了解邯钢发展过程，二是可以从中体现出一些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共性特点和客观规律。

  邯钢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它所处的邯郸地区以及相邻的邢台地区都拥有较为丰富的铁矿、煤炭和石灰石、黏土等辅料资源，发展钢铁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邯郸冶铁业历史悠远长久，早在战国时期，它作为赵国都城，是北方最负盛名的冶铁中心。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就在邯郸派驻了铁官，专门辖制铁业的生产。元代时邯郸有“铁冶都”之称。

  邯郸现代冶金工业起步于1958年邯钢的建立。1959年，毛主席视察邯郸时就曾提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这里有五万万吨铁的蕴藏，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1973年，视察邯郸，提出：“邯郸是个好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电，可以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钢铁生产基地。”

  邯钢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铁工业发展计划重点项目“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十八小之一，“三大、五中、十八小”被陈云副总理称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三大”是包钢、武钢、太钢三个大厂，“五中”是上钢、天钢、唐钢、湘钢、本钢五个中型钢厂，“十八小”是以省属地方企业为主的十八个小钢厂，包括邯钢、济钢、杭钢、柳钢、涟钢、鄂刚、广钢等。邯钢是“十八小”中顶级规模的一个。

  1958年，是中国钢铁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邯钢在这一年建厂，的确预示着它会遇到不少因先天不足带来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搞“”，国民经济发展要以“钢”为纲、大炼钢铁，1958年全国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t，要“超英赶美”。在这种不顾客观真实的情况、急躁冒进、一味鼓吹“”的形势下，邯钢的建设规模和隶属关系连续发生着变化，一会儿由河北省属改为中央，一会儿中央又下放到河北省，反复了至少三次之多；建设规模也靠主观意愿从最初的年产30万t变成为100万t、150万t乃至300万t，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当时甚至连厂区最基础的“三通一平”都谈不上。省里很着急，只好先开建小厂（滏阳钢铁厂），就是后来的邯钢一分厂，建起了6座28m³、6座55m³、2座255m³组成的小高炉群。后来无情的事实宣告了“”、大办钢铁的失败。

  1960年以后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被迫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国许多项目停止建设，邯钢也不例外；1961年，高炉炼铁停产，基本建设停工；次年，炼铁生产开始陆续恢复；1965年开始上小炼钢、小轧钢工程。

  1958-1978年，是邯钢艰难曲折发展的20年，先后陆续建设了28m³、55m³、255m³、294m³、620m³高炉，3t电炉、8t空气侧吹转炉、15t氧气顶吹转炉，300mm小型轧机、500mm中型轧机、650mm中型轧机、钢球轧机、2300mm中板轧机等生产装备。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基本形成了80万t铁、60万t钢和60万t材的中型钢铁企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邯钢在那种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的影响。从1966年起，连续11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粉碎了“”的1978年才得以扭亏为盈。

  从1978年至今的四十多年，是邯钢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高的腾飞时期，邯钢目前的大型现代化装备大多数都是这一段时期建设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邯钢建设了90m²烧结机、1260m³高炉和大型原料场、20t转炉、四流小方坯连铸机、超低头板坯连铸机、高速线mm中板轧机等设施，具备了百万吨级钢铁综合生产能力，开始步入了全国大型钢铁企业的行列。

  20世纪90年代，邯钢又建设了400m²烧结机、6m焦炉、2000m³高炉，炼钢系统实现了全连铸，建设了三炼钢厂100t转炉、先进的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兼并了舞阳钢铁公司，形成了综合配套产能600万t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此外，值得让邯钢人自豪的是：邯钢创造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营机制，被国务院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并且提出全国工业公司学习邯钢经验，把邯钢树立为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进入21世纪，邯钢以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企业为目标，全方面推进产业升级。先是于2003年建成了1780mm冷连轧以及热轧基板热镀锌线年开始实施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利用西邻部队坦克旅撤编腾出的土地建设了年产500万t精品板材新区，建设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3200m³高炉、7m焦炉、280t转炉、280tRH真空精炼装置、双流大板坯连铸机、2250mm热连轧机、2230mm冷连轧生产线。

  目前，邯钢慢慢的变成了总资产超过800亿元、综合配套产能1200万t钢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按单个钢厂生产规模计算，列全国第七位，除在同辈的“十八小”企业中遥遥领先外，也超越了部分“中”“大”企业，从地方部队升格为主力部队，从“十八罗汉”跨入了“三皇五帝”的行列。除规模外，更突出的是邯钢技术装备水平高，新区更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是河北省属钢铁企业中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

  2008年，河北省国资委将邯钢和唐钢、宣钢、承钢等企业联合重组，成立了河北钢铁集团公司（宝钢与邯钢新区的联合随之退出）。河北钢铁集团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按粗钢产能排序，列全国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邯钢从1958年建厂至今历经50余载，装备从当初28m³高炉、3t空气侧吹转炉、300×3小型横列式轧机发展到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3200m³高炉、280t顶底复吹转炉、2250mm宽带钢热连轧机，产能从当初年产铁1.4万t发展到今天的年产铁1100万t、粗钢1200万t、钢材1200万t，出售的收益从当初400多万元发展到今天的800多亿元。总体上，已从当初的“十八小”地方小钢铁公司发展成为全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完成了由小到大的蜕变，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实现了主席提出的“搞个大钢铁城”以及提出的“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的宏伟设想。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著名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国家计委（即现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干部和其他单位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1969年的岁尾，开赴了位于湖北襄樊市北面太山庙村的“襄北五七干校”。

  去干校的队伍里，有着计委重工业局的石启荣，他被分配到了三连，任副连长，从此开始了4年的干校生活。

  干校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见，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睡的是几十人的大通铺，插秧、育肥、喂猪，什么活儿都得干。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这些京城国家机关大院里来的“大干部”们不仅掌握了干农活的技能，而且还学会了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

  石启荣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干校生活时，不愿多谈什么业务工作的被迫中辍、家庭的分离以及简陋的生活条件和付出的辛劳汗水，更没有说起心底里自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迷茫和担忧之苦，而只是说及它的军事化管理和接触社会最基层给我们自己所带来的有益影响，如何逐渐养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忌空谈、重务实的行为准则，以及接地气的平民情结，等等。

  1973年8月，石启荣婉拒了国家计委要他回去的建议，提出了要去企业做点儿实际在做的工作的要求。

  石启荣曾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先后在国家建委、计委重工业局钢铁处工作，参与邯钢等“十八小”钢铁厂的规划选址以及计划投资建设工作。

  1973年10月，根据组织的决定，石启荣告别了襄北五七干校，踏上了北上的征程，来到邯郸钢铁总厂报到。

  20世纪70年代，正值“”的中后期，一批干部以不同的原因和路径来到了邯钢总厂，包括时任邯钢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郝田役（原任河北省副省长，后曾任邯钢党委书记、包钢党委书记、冶金部副部长、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顾委会主任），时任邯钢党的核心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岳岐峰（郝田役调包钢后，岳岐峰曾任邯钢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后任邯郸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省长、辽宁省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

  又可以从事魂牵梦绕的老本行了，积蓄了这么长时间的动能和热量现在终于能释放了，那种憋了许久的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强烈愿望驱使着石启荣摩拳擦掌，急着要披挂上阵。

  郝田役、岳岐峰建议石启荣去炼铁厂当厂长，他提出希望干点儿具体技术活儿，于是便安排他去抓总厂技术处的工作。郝田役了解石启荣的工作上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要为他提供一个更能施展其才能和作用的舞台；1974年4月，河北省委组织部下发通知，任命石启荣为邯钢总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分管技术、设备及生产和建设等工作。

  受“”影响，当时邯钢的生产经营很不正常，从1966年开始连年亏损，最高时年亏损2300万元，厂容厂貌也挺差，管理不到位，各项工作均未走上正轨。

  为改变连年亏损的落后面貌，1974年，邯钢党委决定，由石启荣主持邯钢全厂的技术改造、生产管理和设备大修。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5年的时间里，全厂主要生产设备和相应的公辅设施都进行了大修、中修以及计划检修，使设备完好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一是烧结厂大修改造，解决了台车滑道漏风率高的问题，改善了作业环境；此外，加大了烧结主排风机能力，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延长风机叶片寿命。

  二是改造焦炉窄炉门框为宽炉门框和保护板，采用氮气封炉门，解决了焦炉跑烟冒火问题；扩建焦炉，新焦炉加热采用高炉煤气代替焦炉煤气，节约了宝贵的焦炉煤气。

  三是高炉大修改造，对7号、8号、9号高炉实施大修，并结合大修改善炉型，扩大高炉容积，将255m³高炉扩容为294m³高炉，提高生铁产量。

  四是一炼钢厂改造，扩大一炼钢厂房面积，停建小电炉并将其厂房面积由一炼钢使用，将侧吹转炉从6t扩容到8t，并接送氧气，提高炼钢生产能力。

  五是轧钢系统改扩建，增建400mm小型轧机生产圆钢和螺纹钢，改造500mm中型轧机，增加品种、提高产量。

  七是为适应全厂设备维修对零配件的需要，扩建机修分厂，增加了机床等设备，并补充了技术力量。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仅仅维修设备是远远不足的，很多设备就是由于违章违规操作、不注意维护甚至是玩忽职守而损坏的，除通过维修提高设备完好率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管理来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石启荣一边抓设备维修，一边抓建章立制工作，加强管理。通过逐项制定岗位操作规程并建立责任制，实现责任到人，违者必究。如一烧结厂18m²烧结机在刚完成大修后不到一周，台车轨道就被磨坏，石启荣三次提出要求后仍未整改，只好请岳岐峰亲临现场观看，最终从重处理了责任者，并在全厂广为宣传，使全体职工引以为戒。

  通过加强管理，设备被损坏的现象大为减少，保障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是顺理成章、不足挂齿，但在“”期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能做到按规章制度生产、设备正常运行，确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管理加强了，生产开始慢慢地走上正轨，邯钢的亏损额逐年在减少。

  设备维修、技术改造、扩建等工作都需要钱，资金从何而来？石启荣向邯钢党委提出建议：一是设备大修、折旧费用要统一使用，这样做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这项提议立即得到党委的同意；二是争取上级的支持，对邯钢实施按每年亏损额1700万元的包干，多亏不补，少亏部分允许企业自己用于设备维修和技术改造，邯钢党委讨论同意后报省里审批。

  由于设备完好率提升、生产管理逐步走入正轨，以及开辟了资金渠道，保障了设备维修和改造的顺利实施，到1978年石启荣离厂时，邯钢终于摘掉了亏损的帽子，当年盈利约400万元。

  现在看起来这个数额确实不算大，但在当时却不同凡响，有着历史转折性的意义。

  拥有大高炉是大型钢铁企业的基础性标志，代表了钢铁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邯钢炼铁高炉是294m³和620m³，其中620m³高炉已是当时河北省内最大的高炉了。当时，全国1000m³以上的大高炉只有18座（1000-2000m³的15座，2000m³以上的3座，最大的是2516m³），18座大高炉全部分布在八家冶金部部属重点企业（鞍钢、武钢、首钢、本钢、包钢、攀钢、水钢、太钢），“十八小”等地方钢铁企业一座也没有。

  纵观全球，20世纪70年代欧洲、日本、韩国建设的高炉大部分是3000m³-4000m³级的，最大的高炉已达5535m³。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封闭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中国钢铁工业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直到1985年9月，宝钢1号4063m³高炉建成投产，才开始缩小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1977年，邯钢请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做规划，石启荣与该院负责领导编制规划的副总工程师董少绩讨论邯钢发展问题。石启荣提出的思路是，邯钢未来要新建2座1200m³高炉，然后再将7号、8号、9号高炉淘汰后也改为1座或2座1200m³高炉，最终形成3座或4座1200m³高炉，年产铁250万-300万t；一炼钢厂的8t空气侧吹转炉需要淘汰，二炼钢厂的15t氧气顶吹转炉最终也要淘汰，之后新建3座100t级转炉；轧钢部分则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轧机系统。

  应该说，石启荣当年提出这样的设想，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年代的思维，要知道，当时尚未开始建设宝钢，1978年全国也只有鞍钢、武钢、首钢三家企业钢产量超过100万t，其中顶级规模的鞍钢才686万t。对邯钢绝大多数人而言，石启荣那时提出的年产300万t钢的规划思路，可谓是天方夜谭，连想都不敢想。听了石启荣的意见后，董少绩感到很振奋，略经思考后表示同意这个思路，但摊开邯钢总图说，现有场地根本不够。当时，邯郸市规划的复兴路紧靠邯钢厂区北侧通过，董少绩说，如果复兴路能够向北往百家村方向挪动一些，就能留出一块发展用地，可拿来布置1200m³高炉等设施。石启荣当即将这个意见向时任邯钢党委书记岳岐峰做了汇报，岳岐峰让石启荣找邯郸市领导协商。石启荣到邯郸市计委谈，他们没意见，提出需要向市领导请示。石启荣和董少绩共同向邯郸市委汇报后，市委领导表示同意，提出要向河北省计委和省冶金局汇报，看他们是否同意邯钢的这一发展设想。石启荣分别向时任河北省冶金局局长齐全科、时任河北省副省长岳宗泰以及时任河北省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刘英汇报，他们都表示赞同。这样，复兴路向北移动的事情确定了下来，复兴路北移后为邯钢留出了约1km²发展用地。

  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利用这块场地进行了1200m³高炉总图的布置。董总工程师认为用这块场地建一座1200m³高炉没问题，要建两座有困难。得知钢设总院的意见后，石启荣有些不甘心，他又安排邯钢设计处的袁凯环、孙小双等做进一步的研究，看能否争取在这1km²的土地上布置两座1200m³高炉（包括原料场、烧结机）。结论仍然是布置两座很拥挤，一座则比较宽松。

  就在这时，邯钢有些人认为建设1200m³大高炉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主张在分厂区建设300m³的小高炉，而且很快就开工建设了。石启荣对此坚决反对，他提出，虽然从当时邯钢的财力、物力和工艺结构来看，确实没能力、没有条件建设1200m³高炉以及新炼钢厂等设施，但也不宜再建300m³小高炉。大高炉代替小高炉是钢铁工业的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与1000m³以上的大高炉相比，小高炉存在着一系列的明显问题，主要有：铁水质量差（硫、磷含量高且波动大，铁水温度低100℃以上），能耗高（燃料比高约18%，焦比高约25%），环境污染严重（吨铁烟粉尘、SO₂排放量高5-10倍），劳动生产率低（详见下图）。如果再建300m³小高炉，将严重制约邯钢发展成为大型钢铁企业，他生动地比喻说：这是将做全套正装的优质布料做成坎肩的短视行为。目前暂不具备建设大高炉的条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能建。当前应将现有装备充分运用好，积累资金、培养人才，为以后建大高炉创造条件，这样邯钢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型钢铁企业。

  石启荣向当时已调任邯郸市委书记的岳岐峰，以及河北省冶金局齐全科局长、河北省委刘英副书记、岳宗泰副省长等领导汇报了上述意见，他们都表示支持，于是下令停建了已开工的300m³小高炉项目，至此，邯钢未来建设大高炉的发展余地才算保留了下来。

  打倒“”之后，百废待兴，国家转入经济恢复与生产建设。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回到正常状态工作，但是人才奇缺，这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石启荣，因为在下放邯钢之前他就在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任职，业务精湛，工作出色，人品极好，人才难得，很多人对他都熟悉和了解，想着尽快将他调回国家机关。

  那时，石启荣是邯钢总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掌管着全厂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他在艰难之中，抓技改，促生产，扭亏损，解救知识分子，为邯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河北省领导非常器重他的才干，格外的重视他的工作。

  三个要他的部门的人到了河北，首先是找他谈话，都希望他能够调入他们的部门，然后才拿着介绍信去找河北省人事部门。

  河北省委副书记刘英、副省长岳宗泰两人对石启荣很是熟悉，他是邯钢的顶梁柱，作为钢铁大省的河北，要发展区域经济，做大做强钢铁工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然要千方百计地留住他，绝对不希望石启荣调离邯钢，所以就无情地将三个部门派来的人员晾在一边，虽是上级单位，也一点儿不给面子。

  石启荣不想回国家计委，因为他听说计委军代表要留下，他在计委工作时和军代表在观念上有矛盾，意见不合，在干校的时候国家计委就希望他回去，他是主动要求到邯钢的。

  就个人意愿而言，因为原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对冶金部很熟悉，而且跟冶金部副部长赵岚是老熟人，他想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工作。于是他给赵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冶金部工作，赵部长见信喜出望外，当时冶金部非常需要石启荣这样的明白人，马上就批了，同意他来，同时还让冶金部正式致函河北省，宣布调石启荣到冶金部工作，任计划司副司长。

  但事与愿违，最后他却进了国家建委，其中故事令人捧怀。这还得从当年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的吕克白说起，他是河北人，而且跟河北省委副书记刘英是同村老乡，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了解石启荣，认为人才难得，就给刘英书记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国家建委正需要人，且当时国家建委要组织宝钢开工建设，人手很缺，希望他能够同意，让石启荣到国家建委工作。

  派谁呢？时任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冶金处处长的张珩，是石启荣在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工作时的老同事，那时张珩在有色处任副处长，石启荣在钢铁处，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两人之间很熟悉，吕克白派他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临行前，吕主任严厉地交代张珩处长，见不到刘英书记，要不来石启荣，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北京了。

  张珩到了河北，先找到石启荣，告知吕主任派他此次前来的任务，跟他说“你只能回建委了，不回建委，你肯定哪儿都去不了”。

  于是，张珩处长约见刘英书记，说吕主任有信件需面交。刘英书记自然心知肚明，不出意外，果然不愿见他，他只得在石家庄苦苦等着。

  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刘英书记看这件事再拖下去，对老乡亲老战友心里确实有点儿过意不去，且国家建委毕竟还是上级单位，不能再晒了，就和张珩见了面。

  张珩转交了吕主任信件并把相关情况告诉了刘英书记，刘英看完信后，知道河北再留石启荣是留不住了，最后给了吕主任面子，同意石启荣调入国家建委。

  之后，他在给河北省组织部写的信中特别批示“石启荣只能回建委”这几个字，意思是石启荣只能调入国家建委，去另外的地方不得放人。

  刘英批示后，打电话给邯郸市市委书记岳岐峰，告诉他石启荣要走的事。岳岐峰怎么也不愿意放石启荣离开，但上命难违，最后立下一个口头协议，石启荣要走就必须干到年底，如果不答应他就一直拖着。

  1978年4月，国家建委发了来调令，河北省里也开出了调令，但是因为与岳岐峰书记立下的口头协议，石启荣5月底才到国家建委报到，然后又回邯钢交接工作，1978年10月正式回到北京。

  石启荣要走了，在邯钢工作的5年中，他与邯钢的干部职员同吃同住，付出了很多汗水，也有许多想干却没有干完的事情，他对邯钢充满感情，对邯钢的未来和发展充满期盼。

  他也知道厂里的们同样也是舍不得他离开的，所以他想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不要惊动大家，再三嘱咐厂里不要通知大家自己要走的消息。

  但是最后厂里的干部职员还是知道了。在他离开的当天，车站里来了很多送行的人。车站装不下了，站台上挤满了人。站台也装不下了，在铁道两边还有许多站立的人。

  千方百计，梦想成线月，石启荣从邯钢调回北京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工作，主抓钢铁领域的工作，后来转到国家计委。由于工作关系，他的接触面越来越广，尤其是他作为国家计委与国家经委联合设置的宝钢建设办公室主任，对国内外钢铁工业和相关的装备制造、自动控制、环境保护、资源条件、能源介质等方面的了解日益丰富。他了解的情况越多，越是感到中国钢铁工业与国外的差距巨大，特别是扁平材更为严重，需要抓紧追赶。因此，他时常思考邯钢该怎么样发展、资金从何而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装备，等等。

  1984年，石启荣担任国家计委委员，1985年10月又兼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他与时任邯钢总厂厂长刘汉章、副厂长王达斌一起谋划邯钢今后的发展，再次提议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他们均表示同意。

  刘汉章、王达斌回到邯钢后，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建设1260m³高炉。邯钢向冶金部汇报拟建1260m³高炉以后，冶金部有的反对，理由是钢铁行业当务之急是建设唐钢、重钢、宣钢的1260m³高炉，还轮不到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因为邯钢是河北省省属企业。后经不断做工作后，统一了认识，认为扶植起一个有较好基础的邯钢达到百万吨级的规模是有必要的，建设1260m³高炉也是有条件的。

  1986年，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项目建议书经河北省计委向国家计委申报。

  1986年7月，石启荣组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有关专家到现场，对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现场调查、评估，专家们都同意这一项目的建设。参加这次评估会议的还有时任河北省副省长宋淑华，以及河北省冶金局、邯郸市有关领导。

  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转发了批准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包括原料场、90m²烧结机、1260m³高炉及公辅设施，总投资5.7亿元。

  1986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与中组部批准，石启荣被任命兼任国家计委委员

  1988年6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石启荣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在那个年代，建设1260m³高炉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特别是对于当时邯钢这样的地方企业，净资产还不足5亿元，要投资5.7亿元建设1260m³高炉，完全是背水一战，也是在努力实现发展成大型钢企的梦想。

  邯钢建设1260m³高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原先相关各方承诺出资的2亿多元没能及时到位，加上物价上涨，项目资金缺口高达3亿多元，也就是说一多半资金没有着落，项目被迫停工。

  听到邯钢1260m³高炉项目因资金不足面临停工的消息后，石启荣非常着急，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筹集邯钢到项目的建设资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情求我的夫人帮忙。”石启荣的夫人严秀珍时任国家经委技术改造司司长。最终，在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全力支持下，解决了邯钢1260m³高炉项目建设的资金缺口3.5亿元。1992年，好事多磨的1260m³高炉终于建成投产,项目实际总投资为7.3亿元。

  虽然邯钢1260m³高炉在谋划、筹建期间历经磨难，但建成投产的过程却十分顺利，而且效益非常显著。当时，恰逢1992年南巡讲话，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钢材市场兴旺、供不应求，价格随之大涨。1260m³高炉投产使得邯钢产量大幅度提升。由于量价齐升，邯钢在高炉投产后一年间就增收效益约8亿元，收回了1260m³高炉项目的全部投资。不仅仅是利润增加，更重要的是为邯钢下一步发展现代化炼钢和轧钢装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国内同类型钢铁企业中，邯钢是第一家拥有1260m³高炉的。有了1260m³高炉，后来才可能建设100t转炉和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邯钢的“大厂梦”才能够变成现实。

  目前，邯钢这座1260m³高炉已在第二次大修时扩容改造为2000m³高炉。

  20世纪90年代，石启荣凭借其深厚的技术底蕴和开创性思维，首创了邯钢转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的新工艺流程，不仅使邯钢实现了从长材到板材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薄板坯连铸连轧新工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开发成功的短流程带钢生产新技术，主要有德国西马克公司（SMS）的CSP技术、德国德马克公司（DEMAG，现已并入西马克公司）的ISP（InlineStripProduction，在线热带生产线）技术、意大利达涅利公司（DANIELI）的FTSR（FlexibleThinSlabRolling，灵活的薄板坯连铸轧制线）技术（见上图）。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德国西马克公司的CSP技术，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与常规板坯连铸机和热连轧机组成的传统工艺相比，薄板坯连铸连轧的铸坯厚度由常规板坯210-250mm减薄到50-75mm，连铸拉速明显加快，其连铸坯可不经板坯加热炉加热，仅仅通过均热炉后即可立即进入连轧机轧制成板卷。由于连铸坯规格大大减薄，可以省略热连轧机的粗轧工序或减轻粗轧机负荷（详见上图）。与传统工艺对比，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具有流程短、占地面积小、设备重量轻、投资少、生产周期短、成本低的特点，以及可采用无头轧制方式生产0.8-1.2mm的超薄规格热轧带钢等一系列优势；同时，规模较常规传统热连轧小，一条线万t、两条线万t，这就为很快解决我国板材短缺的局面提供了可能。当然，薄板坯连铸连轧也有品种规格受限、表面上的质量不高等不足之处。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开发成功后，引起国内外钢铁企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截至2000年，全世界就建设了30多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

  石启荣是我国最早关注并跟踪薄板坯连铸连轧新工艺的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宝钢工程建设中就与德国西马克公司董事局主席魏斯、副总裁巴尔特等高层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1982年10月，他参加了冶金工业部组织的代表团，在德国西马克公司的黑幸巴赫审查宝钢2030mm冷轧的设计期间，就获悉了西马克公司研发CSP薄板坯连铸连轧新技术，并跟踪了解了CSP新技术于1991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纽柯公司克劳福兹尔厂的第一条工业生产线建成和投产的情况。石启荣立即组团赴美国纽柯公司克劳福兹尔厂考察第一条CSP生产线，验证了薄板坯连铸连轧新技术的可行性后，他就开始呼吁并谋划在中国建设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其出发点有二：一是我国积极应用国际冶金新技术，有利于缩短与世界钢铁强国的差距；二是采用规模适中、投资少、见效快的短流程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生产板材，有利于尽快扭转我国板材生产严重不足的被动局面。

  1989年，广州市向冶金部、国家计委申报拟建珠江钢厂，但在产品方案和工艺装备上争论不休，难以决断。1992年，为确定广州珠江钢厂项目的产品方案和工艺装备选型，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王汝霖建议，由时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石启荣组团出国考察后再对珠江钢厂的产品方案提出意见。石启荣同意王汝霖的想法，但也坦诚地提出一个条件：三家派出的人员一定是能决定事儿的。王汝霖副部长答应了，于是由冶金部、广州市、国家计委三家派人组团出访美国、德国、意大利，考察团的领导成员是：团长石启荣，副团长吴溪淳（时任冶金部总工程师，后任冶金部副部长）、雷宇（时任广州市市长）；团员：冶金部计划司副司长谭成栋、科技司司长张乃平、建设司副司长赵喜子，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刘振峨、原材料司副司长马成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院长王定武，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外事局局长陈裕麟，以及广州市计委主任、珠江钢厂筹建处负责人等。

  代表团分别考察了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纽柯公司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位于意大利克雷蒙纳的阿维迪厂I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在美国纽柯公司现场考察后，大家通过讨论一致认为，已成功运行的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技术先进，工艺已经很成熟，比传统工艺节能50%左右，钢材收得率提高1.8%，成本低300-500元/t，广州珠江钢厂能够使用CSP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先建一条线万t板材，留有建设第二条线的余地，最终规模确定为年产250万t板材；炼钢也采用电炉工艺（场地不够，不能建高炉、转炉等）。至此，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广州珠江钢厂项目很快批准建设。

  项目投产后大量生产集装箱板等薄规格热轧板卷，满足了我国集装箱行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建设的十多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无论CSP、ISP还是FTSR，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电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是因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有丰富且质优价廉的废钢资源，而且电价较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国怎么办？是否效仿国外的电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石启荣认为，中外国情不一样，在我国，电炉炼钢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普遍推广，其原因很简单：一是我国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且电价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二是由于我国工业化时间短、底子薄，因此造成我国废钢数量短缺且质量差，我国的废钢蓄积量尚不及美国的七分之一。上述两点问题造成我国电炉炼钢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高于转炉炼钢。1990年，我国电炉钢比为21.4%，转炉钢比为58.9%，其余主要是平炉钢，平炉属落后装备，将很快被淘汰。预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转炉炼钢将是我国炼钢生产主导模式，转炉钢数量将大幅度上升，转炉钢比也将大幅度上升；电炉钢数量将上升，但电炉钢比也许将下降。事实上，2010年，我国电炉钢比为9.8%，转炉钢比为90.2%。这证明了二十多年前石启荣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石启荣当时提出，我国不能简单照搬国外，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应采用转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在技术可行性方面，现代转炉炼钢加上炉外精炼以后，钢水质量丝毫不亚于电炉炼钢，可完全满足薄板坯连铸连轧的工艺需要。就钢中的铅、锡、砷、锑、铋等有害元素含量而言，转炉钢的纯净度还要优于电炉钢。对于广州珠江钢厂，由于是平地建新厂，场地小，不能建设转炉及其配套的高炉、烧结、焦炉等设施，并且是我国第一次引进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可优先考虑采用电炉炼钢配套。

  早在1992年那次出国考察期间，石启荣就提议在邯钢建设采用转炉炼钢配套的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当时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的人觉得薄板坯连铸连轧本身就是新工艺、新技术，用转炉炼钢配套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担心是否风险太大，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听完议论后，石启荣将他的分析和盘托出，大家听后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石启荣请大家挑选一个适合建设转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的企业，大家将当时全国200万t以上规模的钢铁厂悉数梳理一遍，终究是认为邯钢条件较好，其决定性因素就是邯钢炼铁系统有1260m³大高炉，可以为百吨级转炉炼钢供应优质铁水，实现系统配套。

  回国后，石启荣即向刘汉章、王达斌等邯钢主要领导建议，邯钢应建设世界上首条由转炉炼钢配套的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改变以长材为主的产品结构。

  邯钢领导班子研究后赞同这个建议，决定筹建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并采用转炉炼钢配套。由于既要投资引进薄板坯连铸连轧新技术，又要建设百吨级转炉的新炼钢厂为其配套，资金上捉襟见肘，难度很大，刘汉章提出由邯钢一炼钢厂（当时是3座20t转炉）为薄板坯连铸连轧供钢水，石启荣没有立即反对，而是建议刘汉章组团出国考察一下CSP薄板坯连铸连轧对炼铁、炼钢、炉外精炼的工艺要求情况，以及各工序相互间的关系，然后再做决定。

  邯钢组团出国考察后，刘汉章再也不提由一炼钢厂供钢水的事，当即决定新建转炉炼钢厂。

  但是，金钱上的压力毕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建设百吨级转炉炼钢、炉外精炼、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和冷轧薄板生产线亿元，对邯钢而言“压力山大”，很难筹措到这么多资金。

  此外，当时国家已开始实行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邯钢申请国家批准60亿元投资规模难度也很大，怎么办？

  石启荣又想出了好办法，邯钢可通过具有一定水平的国外二手设备建设新的转炉炼钢厂。当时，欧美国家钢铁产能过剩，钢铁工业被视为“夕阳工业”，陆续关闭了许多钢铁厂，其中有些装备并不落后。他建议邯钢从欧洲选购一套转炉炼钢二手设备，技术装备比国内先进，投资少，建设周期也短。

  邯钢立即组团到欧洲考察，选定了法国诺曼底炼钢厂的2座100t转炉。邯钢将法国二手转炉设备及厂房拆解运回国，三炼钢厂很快就建成了，早于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t转炉，向国家申报薄板坯连铸热连轧项目就容易多了；结果顺理成章，国家很快批准了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项目和后工序冷轧项目。

  除转炉炼钢如何建设，以及转炉炼钢和薄板坯连铸连轧如何匹配等大的耦合技术以外，石启荣还在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的板坯厚度、轧机组成等技术细节上起到了指导把关作用。

  广州珠江钢厂引进的我国第一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是德国西马克公司第一代CSP技术，其薄板坯连铸结晶器的出口厚度只有50mm，从理论分析和实践上看均存在一定问题，一是不利于钢水中夹杂物上浮和保护渣熔化，连铸坯易产生表面和内在缺陷；二是压缩比小，限制了品种规格范围；三是生产能力受到制约。是否有必要加大连铸结晶器出口厚度？加大到多少？一时众说纷纭，难以决定。石启荣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德国西马克公司进行了交流探讨，然后果断提出，将连铸结晶器出口厚度增加到90mm，但德国西马克公司不同意，经过反复协商后只同意增加到70mm。实践证明，邯钢薄板坯连铸结晶器出口厚度比珠江钢厂增大20mm以后，品种范围扩大，产品质量改善，生产能力提高20%左右，优化效果显著。

  邯钢薄板坯连铸结晶器出口厚度增加到70mm后，第一代CSP技术的六机架连轧机已不能够满足连铸坯厚度增加的要求。为此，邯钢将第一代CSP的六机架连轧机方案改为一机架粗轧机加五机架连轧机的1+5方案，并在粗轧机前增加了一次高压水除磷装置。除满足连铸坯厚度增加的轧制要求外，还提高了产品质量。

  邯钢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月建成投产，并与三炼钢厂转炉炼钢实现了全面对接，投产后第二年就达到了150万t设计产量，世界首创的转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获得全面成功。

  后来，邯钢很快就建设了预留的第二条线，使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万t/年。从此，邯钢成功地从长材企业转变为板材企业。

  世界首创的邯钢转炉炼钢配套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成功，带动了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的大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成20条生产线，除广州珠江钢厂是电炉炼钢配套外，其余全部都是转炉炼钢，这对解决我国板材供需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一创新也促进了世界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自邯钢成功后，其他几个国家如荷兰、美国等也陆续建设了一批转炉炼钢配套的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

  2003年10月，石启荣应时任邯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如军（后任河北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和时任邯钢总经理王义芳邀请去邯钢，一是看看邯钢近年来的新变化，二是看看邯钢新领导班子在新老接替过程中能否保持平稳过渡，三是探讨邯钢下一步如何发展。

  此时，刘如军和王义芳提出，据说西邻邯钢的部队坦克团要撤编，其场地似可作为邯钢今后发展的用地。

  谈到这里，石启荣讲了一段他过去如何思考以及做工作为邯钢留下向西发展空间的历史过程：“那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就在思考邯钢将来如何能发展成为一个大钢铁厂。要想发展成大钢铁厂必须有土地，按照当时冶金工业总图运输专业设计规范的规定，吨钢占地面积为2-3m²，也就是说，扩建100万t钢就需要2-3

  km²（3000-4500亩）土地。邯钢位于邯郸市区西南角，厂区北靠复兴路，北、东临沁河，厂界东50m为孟仵村、南50m为西大屯村、东南700m为庞村、西北100m为酒务楼村、西南300m为西小屯村，邯钢向南距古赵王城遗址只有2km。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邯钢向东是市区且已无空地，向北无法过复兴路，向南已无空地且不宜紧靠古赵王城遗址，只有向西发展才有机会，这是邯钢将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因此，当时我就多次找邯郸市的领导，想让他们为邯钢向西发展留下余地，不要堵死邯钢未来发展的出路。当时邯郸市建委主任是田义杰（后任邯郸市副市长），我和他讲，邯钢东面是市区你不让我发展，北面我也发展不了，南面也过不去，西面你必须给我留下。后来我几乎每次见到田义杰都和他讲，邯钢西面无论如何不能再建任何厂子和项目，否则将来搬迁就很困难。田义杰答应，邯郸市在规划上预留西边5000多亩土地，作为邯钢未来发展用地。后来这5000多亩地一直未建任何工厂和公用设施，只是原有的两个村子需要搬迁。”

  讲完以后，石启荣立即和刘如军、王义芳等人前往现场察看。部队坦克团营地和靶场有800多亩土地，再加上周围村庄的土地（为邯郸市预留邯钢发展用地），估计有两个多平方公里。按照现代化大型钢铁厂吨钢占地面积小于1m²的先进指标计算，加上邯钢老区部分公辅设施可供利用，初步分析这些土地可供建设400万-500万t钢的新区使用。

  石启荣当时就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立即向河北省领导汇报，提出利用这些土地建设邯钢新区的思路，争取省里支持；二是迅速派人与部队坦克团取得联系，明白准确地提出购买他们的土地，且不要讨价还价；三是严格保密，防止节外生枝。

  结果很顺利，邯钢购买了部队坦克团的土地，紧接着向邯郸市申报征用旁边的预留发展用地。最终，邯钢500万t新区新增用地共计4981亩（其中一期4009亩），范围为1780mm冷轧厂以西、西环路以东、邯钢路以北、渚河北支以南，全部为邯郸市工业规划用地。

  结合国内对高档次汽车板等产品的市场需求，结合邯钢已有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年年初，石启荣向刘如军、王义芳建议：邯钢新区建设以2250mm热连轧机为主体、前后配套的450万-500万t规模精品板材生产线mm热连轧机将是全国第四套（武钢已建第一套、马钢建设第二套、太钢建设第三套），是当前国内外最现代化的热连轧机，既可生产宽度规格覆盖所有车型的宽幅汽车板，又可生产X80及以上级管线钢等高强度板材，且与邯钢原有1780mm宽度的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能够形成品种和规格上的合理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在2250mm热连轧机的前工序，配套建设3000m³级高炉炼铁及相应的烧结和焦化、280t转炉、LF/RH炉外精炼、双流大板坯连铸等冶炼设施。在2250mm热连轧机的后工序，配置2230mm冷连轧机以及连续退火机组、镀锌机组等深加工设施。

  邯钢领导同意他的意见并按照上述思路，2004年4月，委托冶金规划院编制了《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

  2004年8月，河北省将《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请求核准。

  2005年1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组织专家到邯钢现场调研评估，认为总体设计的思路和方向正确，建设方案合适，于2005年6月将关于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的评估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国务院核准了《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

  2006年，石启荣提出，邯钢新区精品板材生产仅有硬件装备是远远不足的，还需要生产技术、品种开发、质量一贯制管理等一系列软件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邯钢虽然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缺少高档次精品板材生产的经验和人才。新区的硬件装备是全国一流、国际领先水平，但邯钢在掌握新区先进设备和在新产品研究开发、技术创新、生产管理、品牌创新、设备维护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期内掌握和驾驭这些先进装备。因此，很有必要寻找拥有精品板材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合作伙伴，借助外力使邯钢新区能够早日充分的发挥效益。

  石启荣认为，从国内钢铁行业现实情况去看，真正高水平的钢铁精品基地只有宝钢，其他钢铁企业充其量只是局部环节或者某一部分。如果邯钢和宝钢能够合作，将快速缩短邯钢成为精品板材基地和现代化钢铁企业的进程，同时也能够规避投资风险。产生这个想法以后，石启荣分别找刘如军等邯钢主要领导和时任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总经理徐乐江（现任董事长）等宝钢主要领导协商，促进宝钢和邯钢的合作。

  2007年5月，邯钢和宝钢签署协议，以双方各出资60亿元（各占50%股份）合资成立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的方式建设和经营邯钢新区。从那时起，宝钢全面介入邯钢新区建设，从建设方案优化、产品大纲选择、组织和管理模式确定、劳动定员控制、技术培养和训练等各方面全方位支持邯宝公司。邯钢先后派出近千人赴宝钢学习培训，直到新区投产并很快达产。

  虽然后来由于河北钢铁集团公司成立，以及河北省主要领导更迭等一系列问题造成宝钢于2009年退出，但邯钢依然从合作中获益颇丰。2012年4月，时任邯钢邯宝公司总经理彭兆丰（现任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很有感触地说：“宝钢进入邯钢，全面带动了邯钢的技术和管理上的水准提升，假如没有宝钢，仅靠邯钢自己很难达到今天的水平。”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除谋划建设邯钢新区、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外，石启荣还对邯钢的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多次在邯钢呼吁要重视节能环保，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而且还应该要考虑社会效益。面对地处邯郸市区的现实，邯钢必须适应邯郸市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生态环境提出的新要求，全力以赴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要以一个清洁绿色邯钢的新面貌，实现与邯郸市共存共繁荣。

  2004年年底，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部钢铁处处长陈子琦在评估《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时提出建议，邯钢应从全局高度制订涵盖全公司全过程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建议邯钢从全厂物资流、能量流、水资源流的全新角度研究循环经济规划方案。

  邯钢采纳了石启荣的建议，于2005年委托冶金工业规划院编制邯钢循环经济规划。这是中国钢铁行业首次编制整个企业的循环经济规划，编制完成后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受到广泛好评。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对《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设计》的核准文件中明确提到了“邯钢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结构优化、加快产业升级”的内容。

  2006年1月5日，《中国冶金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自此以后，全国各钢铁企业纷纷效仿邯钢，制订和实施全厂循环经济规划，为推进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石启荣两次向时任邯钢集团总经理彭兆丰提出邯钢要加大节能减排和厂区环境治理力度的建议。邯钢采纳了这些建议，并立即付诸行动——学习唐钢、太钢等企业的先进经验，结合邯钢实际开展大规模的厂区环境治理和厂容整治工作，包括建设焦煤筒仓代替煤炭露天堆放、原料场全封闭（全国钢铁企业第一家）、采用管状输送机代替普通胶带机运输、增设高效除尘设施、实施烧结烟气脱硫、建设高效的CCPP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设施等，以及拆除落后装备厂房和小房子、集中建设职工服务中心，等等。

  到2012年，一个清洁绿色、节能高效、环境整洁的邯钢厂区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颠覆了邯郸市民心目中原有的邯钢“傻大黑粗”的形象。

  但从这几件小事中，可以折射出石启荣的高尚品德、工作上的能力和经验智慧，平凡之中见非凡。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邯钢在500mm中型轧机改造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韩洪泉搞技术破坏事件”。事情的经过是：500mm中型轧机改造需建设一座加热炉，加热炉由技术人员韩洪泉负责设计，但建成后发现加热温度上不去，不能将钢坯加热到轧制所需温度，厂里将其归咎于韩洪泉设计的加热炉为端出料方式，而不是邯钢惯用的侧出料方式。在那个动乱年代，造反派们习惯地将所有的事情与政治挂钩，于是，韩洪泉被确定为搞技术破坏的反革命分子，被监视劳动改造。

  随后，他找韩洪泉谈话，韩洪泉反复讲自己只是参考其他项目搞的设计，绝非是想搞破坏，关于加热炉温度上不去的原因，自己也想不明白。了解到这一些状况后，石启荣立即组织人员重新分析查找原因，经现场测量和查阅有关的资料，发现该加热炉的炉膛高度不够，这是导致加热不足的根本原因。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修改参数做改造后，加热炉的温度上去了，问题得到解决。

  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石启荣解决这一个事情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有可能会被扣上支持“臭老九”等帽子。韩洪泉被解救后，积极投身到技术工作中，努力工作、锻炼提高，两年后被调到总厂搞技术管理和成本控制。改革开放后，韩洪泉作为技术骨干为邯钢改造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每当提起石启荣，韩洪泉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邯钢老说，石启荣这个人很直率、很实在，别人送他一个外号“石头”，他从不搞的东西，不干不实在的事。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你工作不到位或者出现差错，他批评你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含糊，甚至是批得你体无完肤，并且，越是和你关系好、越是觉得你这个人有潜力，他的批评就越严厉。但是，批评结束后，他马上告诉你毛病在哪里、该如何做，以后如果你努力了、改正了，他就会肯定你，将来有工作的时候会继续用你，有机会的时候会提拔你，这就是他的诚恳与宽容。很多干部非常钦佩他这一点，觉得他是个好领导。

  石启荣的宽以待人还体现在对基层职工的关照上，1977年至1978年，他积极奔走呼吁，解放了一批从北大、清华、北钢院等高校毕业的业务能力较强的工程技术人员，使他们可以在关键岗位上从事生产技术工作，这在当时“左”倾思想观念很浓厚的情况下，十分难能可贵。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邯钢的技术尖子和专业干部，为邯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王达斌回忆，石启荣当时是一个人在邯钢工作，就住在邯钢厂区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里，夫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北京。那时节假日和休息日少，再加上工作繁忙，他除了出差到北京时顺便回家看一下以外，从未专程回家休假。他在邯钢工作期间有五个春节，只有一次是出差路过北京在家过节一天，然后就马上赶回了邯钢。

  1999年，有的向上级反映武钢存在问题，总理听到这个情况后指示，邯钢是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安排刘汉章到武钢任一把手，把武钢的工作搞好。听到这一条消息，刘汉章很是纠结，他不愿去武钢，一是对邯钢有深厚感情，各方面工作得心应手；二是因为武钢的产品档次、技术装备水平与邯钢大不相同，担心到武钢后难以发挥作用。

  刘汉章专程找到石启荣，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一个难题。接到这个请求后，石启荣并未马上直接找总理汇报，而是首先了解武钢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充分调查后，弄清了武钢实际上没问题，是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对武钢情况了解不够细致，导致误以为有一定的问题，时任武钢集团总经理刘本仁也正在苦于无法向总理汇报解释其真实情况。